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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賀軍:2020年中美主要風險點預測評估和對策建議

2020-02-29 11:15:00 作者: 宜興紫 評論: 字體大小 T T T
本文的討論主要針對在2020年這一時間段的相關問題,很多問題不是一年這一時間段可以容納的,因此對于問題的實質進行探討十分有益。

中美國旗 

做好自己,迎接挑戰

——2020年中美主要風險點預測評估和對策建議

宜興紫/儲賀軍

本文的討論主要針對在2020年這一時間段的相關問題,很多問題不是一年這一時間段可以容納的,因此對于問題的實質進行探討十分有益。

1、 美國經濟的泡沫化與中國經濟的擴張需求

2020年的美國經濟,大概率會延續2019年的基本態勢。2020年是大選年,經濟表現對于特朗普而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在不出現極端意外的情況下,只要2020年可以延續2019年的經濟表現,特朗普連任幾乎沒有懸念。正是因為經濟表現對于特朗普連任的重要性,特朗普會使出渾身解數讓各個經濟指標達到或保持最佳狀態。房地產商人、娛樂業大亨出身的特朗普,或許并不懂宏觀經濟和國際貿易,但是,對于美國國內生意如何興隆,市場如何繁榮的把控力,的確是游刃有余。

美國經濟各項指標雖然爆棚,特別是股市在2019年已經,而且在2020年還會繼續屢創新高,但是,必須看到現在的美國經濟完全處于泡沫狀態。泡沫并非一定是負面詞匯,而且泡沫也并非馬上就會破裂,但是,泡沫終歸是泡沫,總有回歸本質的那一天。

認定美國經濟是泡沫,主要基于下述原因:一、特朗普競選時提出的要把工作帶回美國的承諾并沒有實現。美國當下的就業指標雖然很好,但是,這些工作并非是把流失到海外的制造業工作崗位帶回美國的結果,而是減稅效應的產物。美國的制造業并沒有實質性的提升,新增的工作崗位大多是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職位。二、在很長時間內,美國已經沒有出現實質性技術突破了。很多新的產品亮點,都是炒作的結果,都是金融產品的題材和噱頭而已,都是以制造業產品形態反應出來的金融產品。三、消費指數依然是美國經濟好壞的核心。消費表現固然重要,但是,在美國,消費行為經過金融手段無限制放大,消費的增加必然伴隨著債務的增加,而且上不封頂。這種情況可以使一時的經濟表現非常靚眼,但是,債務的負累遲早會遭遇到最后一根稻草,而引發大規模的債務違約。

中國經濟這兩年總體上是健康的,但是也的確遇到了暫時的困難。這些困難是暫時的,相對的,是可以克服的。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一、 中美貿易戰。事實上,貿易戰本身對于中國經濟的直接打擊,非常有限,只是減少了一些出口而已,而且絕對數字并不很大。但是,由于過去幾十年中國與美國的伴生關系,特別是中國許多企業和個人對于美國的物質與精神上的依賴,使得中美貿易戰對于中國人的心理打擊極為強烈。不知道不再依賴美國之后,中國的經濟究竟如何發展,這才是中美貿易戰對于中國最大的沖擊。這種現象在2018年的下半年最為明顯,對于2019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沖擊最大。

二、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與速度需要全新的理念進行詮釋和引導。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全人類從未經歷過的,也是現成的西方經濟學完全無法解釋的。對于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方向問題、速度問題,絕不能在西方現成的經濟學理念中去尋找答案,需要中國自己原創性的理論和視野。有些人覺得中國現在的GDP增速已經夠快了,每年增量絕對值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但是,這些西方國家的數據參考價值不大,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和需要獨特的解決方案。

三、 中國經濟需要提速,需要擴張。前幾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主動降速是必要的。在此之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確出現了許多結構性問題,特別是對于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破壞和過度使用,使得降速成為進行必要調整的前提條件。經過幾年的降速調整,很多問題已經解決,特別是發展方向已經逐漸清晰,故此,提速與擴張已經成為完全必要的選項。中國人民勤勞勇敢,提速和擴張能夠進一步激發全民族的干勁。

2、 在科技領域中,美國的封鎖打壓與中國的自力更生

現代科學技術是西方幾個世紀前擺脫落后、征服世界的看家本領,現代科技誕生在西方,而不是人文精神更為濃郁的中國,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個中緣由很難說地清楚,甚至很難評價。西方自從有了科技領先地位之后,就一直享受著科技的紅利。起先,西方人認為只有他們才能掌握和應用科技,其它的民族都是愚昧的、落后的。對于中國人,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文化天生就具有對于現代科技的排斥性。但是,當他們看到中國人在高鐵、5G領域實現突破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感到自卑,當他們看到中國人正在用同樣的方式,尋求航天、大飛機、芯片的突破的時候,自卑就轉為了恐懼。

對于知識產權這種制度的核心目的,中國和美國有著根本地不同理解。中國人更多地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當促進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美國人更為傾向于保護既有的發明利益。當看到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進步之后,美國人的本能反應就是中國人在偷竊他們的技術成果。追趕者取得了領先者曾經取得的成績,領先者就想當然地認為追趕者搶走了領先者的利益,這就是美國人的基本心態。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還在進行,目前看來,第一階段的協議有望達成。中國官方尚未宣布第一階段協議的全部細節,但是,綜合各方面的信息看,第一階段的協議基本上還是過往歷次中美談判成果的套路,即中國增加購買美國商品,美國不再對中國商品增加關稅。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只是不增加新的關稅,這次美國人承諾降低已增加的關稅。

關于知識產權的內容,依然和過去一樣,是中國政府加強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但這種承諾和安排依然是針對知識產權的侵犯者,而非針對中國政府的行為。第一階段成果如果確實如此,那么,這完全不是美國政府發動此次貿易戰的初衷。美國政府的初始目的是,打壓中國制造2025計劃,打壓中國政府振興產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國企在中國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問題可能會成為所謂第二階段談判的內容,但是,第二階段談判何時開始,具體內容有哪些,特別是美國要承擔什么自身改變的內容,均不得而知。

中國社會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如何提升自身基礎科學的研究發現能力,使自身技術進步有更為堅實的基礎,如何掌握先進的技術,從而做出更好的產品,是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的技術引進熱潮,我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只要通過利益共享和資金投入就能夠解決技術問題。太過一廂情愿了,最后只是給了美國人攻擊我們“強迫技術轉讓”的借口,和我們自己花了大價錢,但落入“有產權沒知識”的窘境。

中國要想提升自己的科技能力,只能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與原則,依靠自己,破除“等靠要”的懶漢思想。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閉門造車,而是積極的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經過艱苦的努力,尋求技術突破。時代不同了,艱苦奮斗主要是指在精神層面征服自我的艱難過程,而不是降低奮斗者的物質待遇水平。等到中國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突破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造出一個又一個價低質高的產品,中國就在世界上有更大的話語權。

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科技,肯定要打壓,會不計成本不顧臉面地封鎖中國,比如拒絕賣給中國人他們打上高科技產品標簽的商品,拒絕中國人收購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拒絕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上市融資,拒絕中國留學生進入尖端領域的學科,拒絕留美的有真才實學的人回國效力等等手段。此外,還可以強令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乃至全世界還顧忌美國壓力的各個國家和企業,拒絕對華交易,不得來中國投資,諸如此類,采用林林總總的各類自殘式的封鎖打壓手段。

實際上,美國人如果這樣做,也很難實現脅迫這些企業拒絕和中國打交道做生意的目的,因為,如此打壓中國科技發展與西方公司和個人商業利益存在著巨大的矛盾,而且中國制造的產品性價比,也是西方所無法比擬的,因此,美國人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

3、意識形態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2019年5月將成為記入中華民族史冊的重要時刻之一,因為,我們頂住了壓力,終于對于美國的無理要求說了“不”。毫無疑問,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統攬全局、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作出的一項重大科學判斷,是雄才偉略的鮮明例證。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了歷史的高度上,承襲了中華5000年的文明積淀,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精華,為中國的意識形態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意識形態,也可以叫文化、核心價值理念。正因為如此,早在近40年前的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曾經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美國人從來是重視意識形態的,為此,他們總是在聲稱他們源自希臘,發展到羅馬、西歐,從地中海跨越了大西洋。美國人的這些意識形態進而被中國公知群體包裝為“普世價值”。美國人在最初逃離英國及其它歐洲國家的時候,原本的目的是在北美建立一個世外桃源,故此,“孤立主義”盛行,一戰之后拒絕批準加入國際聯盟,二戰之初僅僅把交戰各方視為其推銷軍火的買家。直到日本極為愚蠢地偷襲了珍珠港,才給了早就籌劃著“國際化”的美國意識形態精英們,一個實施全球戰略的絕佳契機。

二戰之后的美國,美國精英階層一直致力于美式意識形態的全球化,具體的媒介包括可口可樂、好萊塢、美元資本。特朗普的上臺標志著美國精英階層的失敗,同時,美國固有的民族意識開始抬頭。有相當一批美國民眾反對國際化,希望關起門來,僅僅把全球其它部分當作自己做生意的對象或者市場,重回孤立主義的世外桃源。但是,二戰之后美國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利益分布,特別是在美國經濟、社會中起核心作用的金融資本,已經使美國無法回到伊甸園了。對美國而言,國際化是精英階層的夢想,是普通百姓的不歸路。現在,在美國繼續堅持推銷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同時,美國逐漸嶄露出簡單、粗暴和蠻橫的另一面,這是美國國力下降的必然表現。

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中國必須堅持自我,首先要排除對于美國意識形態的盲目崇拜感。中國是具有5000年歷史的國家和民族,我們的歷史有《二十四史》作為支撐,不是現炒現賣地編出來的。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我們的民族是團結的,出現過瀚若星辰的民族領袖和人民英雄。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們解決了作為一個古老民族,不再被西方欺凌的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完成了將古老的中國傳統與近現代科技時代新的外來意識形態的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無疑是艱難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它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得以新生,并實現鳳凰涅磐的一個輝煌篇章。習近平總書記正在帶領著中國人民,承襲了我們民族前人的傳統與輝煌,堅守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我們將向全人類表明,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正確的,中國道路是正確的。

4、香港問題需要治本

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正式建立。1999年澳門回歸,幾乎完全一樣地套用了香港模式。20年過去了,香港與澳門的現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故此,不能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種社會治理框架模式。

香港和澳門地理位置很近,歷史差別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視香港和澳門的區別。第一、澳門人少,只有50余萬人;即使是相對于香港的700萬人而言,都是很少的。人少的地方,相對好治理一些。第二、澳門社會相對更有組織,澳門民間比較團結,民眾在相對比較有組織的條件下,從事日常生活和工作。第三、澳門產業類型相對簡單,特別是博彩業比較發達,而且,在博彩業的資本構成中,美國資本占比相當大。博彩業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一個前提,就是維護社會穩定,如果澳門出現社會動蕩,不符合美國資本的利益。

上述條件,香港均不具備。尤其是香港人員構成極為復雜。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美蔣勢力一直把香港作為敵對大陸的前哨,經營日久。在1949年及其后的30年中,中國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革,由于諸多原因,逃離大陸的反政府勢力,大量在香港定居。1997年香港回歸之后,美國在香港長期經營,建立了人數眾多的領事館,還有大量學者、專家、記者,以官方名義或非官方人員身份,積極參與香港社會。各種力量交匯,構成了極強的反華反共力量,不可小覷。

針對香港目前的現狀,以武力解決的方案,必須慎之又慎。武力解決不了人心的問題,而要解決香港問題,必須抓住人心,把復雜的香港社會整理清楚。要達到這一目的,下述兩個措施是最基本的,沒有這兩個措施,香港的問題很難得到根本性解決。

第一、全國人大要對于《香港基本法》,特別是第23條進行具體的解釋,以彌補《香港基本法》中,中央與地方關系定位這一根本性問題上的一個巨大的漏洞。《香港基本法》第23條原本規定了香港地方立法機構的義務,但是,由于諸多原因,香港地方立法機構一直未能履行自己的立法義務,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地方立法機構也很難具有承擔這一責任的能力。在香港地方立法機構不具有履行義務能力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可以順理成章地代位立法。全國人大的代位立法應包括最基本的內容有:甲、闡明何種具體行為是第23條所禁止的行為;乙、一旦發生第23條禁止的行為,大陸執法力量可以直接赴港執法;丙、對于違反全國人大釋法規定的具體自然人,大陸可以在內地進行審判并執行審判結果。這樣才能消除香港社會動亂的根源。

第二、必須在香港盡快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完整的領導體系。按照《香港基本法》,香港的現有制度至2047年即將到期,到期之后香港將何去何從?這是我們現在就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僅僅是制裁制造動亂的具體人,還會有新的動亂制造者出現。故此,必須填補香港社會的領導力量真空,使中國共產黨及其組織機構,成為領導香港人民的核心力量,才能保證在2047年之后,使得香港平穩地真正地回歸祖國。

5、新疆問題事關一帶一路戰略

新疆問題不是新的問題,是自漢朝以來,中國治理新疆(古稱“西域”)所遇到的傳統問題的延續。在這2000多年的時間段上,新疆問題一直反反復復,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毛主席制定了全新的新疆政策,才使新疆問題以一種比較好的方式得以良好的處理。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了70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之后,重新掌控了新疆的治理局勢,使得新疆得以穩定,并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美國對于新疆問題一直耿耿于懷,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從未停止尋找制衡中國的抓手,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的治疆策略,解決了西方體制無法解決的宗教、民族的極端主義傾向和行為問題。特別使美國無法接受的是,這種解決方式只有以中國體制作為基礎和支撐,才能使用,才能奏效,而這種中國體制是西方無法復制和模仿的。基于包括上述原因在內的諸多原因,美國不會改變其傳統的對新疆問題的攻擊、詆毀策略,而是會繼續現有方式,把新疆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的手段之一。

中國對于新疆地區的治理,經歷了200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經具備了穩定的基礎,絕不會因為美國的叫囂而有所動搖。進入新的千年,中國正在致力于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實現。新疆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個重要節點和支點,其戰略意義和經濟意義不言而喻。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對于新疆的干涉與非難,與其對于一帶一路戰略的恐懼與責難是息息相關的,即是美國發難的緣由,也是美國發難的目的。

一帶一路戰略非常重要,它是人類幾千年交流歷史上的陸權與海權之爭的一種新的解決方案。對于人類發展而言,陸權與海權同樣重要,不能讓陸權排斥海權,也不能讓海權排斥陸權。由于美國的主體構成是西方海權至上主義的后裔,而且美國的地理位置與歐亞大陸不相聯接,美國需要抑制陸權的沖動是一種本能反應。中國絕不能在此事關中國和人類發展未來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有任何猶豫和退縮。

本文中經常使用的美國這一概念,是一種文化或曰意識形態概念。中美體制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中國是政府主導的社會形態,提及中國的國家行為,很多可以直接理解為政府行為和國家意識。但是,提及美國的行為,如何理解其政府行為和國家意識就不能簡單地套用中國模式。美國的治理是三權分立,其行政部門只是其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其它還有議會、法院、軍隊、媒體、非政府組織等等機構,而這些機構的行為和意愿,同樣可以理解為美國的國家行為和國家意識。

6、解決臺灣問題必須有緊迫感

臺灣地方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在即。不出意外的話,蔡英文會順利連任,不過無論誰獲勝,對于臺海關系和美國因素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和變數。(韓國瑜當選為臺灣新領導人的可能性較小,而且即使韓國瑜當選也不會和蔡英文當選有太大區別,本文暫不討論韓國瑜當選的問題)。對于臺海關系和美國因素,必須著眼于歷史和未來,才能徹底解決目前的臺灣問題,使得中華民族可以輕裝前進,走上堅實的民族復興之路。

蔡英文當選之后,會延續目前的對美策略,繼續執行哈美政策,把美國當成自己延續“漸進式臺獨”、“持續性文化臺獨”策略的靠山。但是,由于美國目前并沒有準備立即允許臺灣在法律意義上宣布獨立,而僅僅依然延續把臺灣當成一個棋子以牽制中國大陸的策略,因此,美國也不太可能在自己的大選年,采取太過激動方式,徹底改變臺海現狀。在2020年,除非出現概率極小的重大意外事件,臺海關系和美國因素可能會維持現狀。在具體表現層面上,可能還是會臺灣積極購買美國武器,美國的議會成員或行政高官訪問臺灣,蔡英文利用出訪“友邦”的機會過境美國。

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導權在大陸。臺灣問題一定要盡快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解決臺灣問題需要大國思維,需要站在中華民族崛起的角度來考慮。這不僅僅是因為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因為臺灣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亞太乃至全球戰略地位,特別是關系到中國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定位。解決臺灣問題要有緊迫性。臺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起自李登輝的“文化臺獨”策略,現在已經貽害甚大。1949年之后,蔣介石帶領的幾百萬大陸赴臺人員,對于臺灣社會進行了二三十年的中國化改造,這些努力現在都要付諸東流。新一代臺灣居民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很低,如果這一點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將來即使統一了,臺灣也只能成為第二個香港。

問題在于如何去解決。自從80年代初,停止使用“解放臺灣”的口號之后,中國一直采取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策略。實際上,大陸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想法和努力始于上世紀60年代,也就是在“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一口號使用度最高的時期。

和平解決是否僅僅依靠談判,解放臺灣是否僅僅依靠武力,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上,由于臺灣問題是中國歷史上解放戰爭的遺留問題,我們不妨回到70年前,探討“和平解放”這一概念。解放戰爭進行到最后一年,共產黨毛主席已經進入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戰爭境界,并且創造出許多“和平解放”的范例,如“長春模式”、“北平模式”、“西藏模式”等等。長春模式是先長期圍困,然后分化各種勢力,最終促使對方起義;北平模式是先打掉對方的核心軍事能力,然后再和平整編剩余力量;西藏模式是先兵臨邊界,然后促使對方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化,然后雙方談定各方均可接受的條件,最后派兵進入對方的區域。

無論哪種和平解放方式,都沒有只靠談判,而沒有武力介入的。沒有武力介入地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存在著兩個難點,一、臺灣內部政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存在一個具備接受和平解決方案能力的政治實體;二、臺灣是一個島,很難采取在長春和北平曾經采取過的圍困方式。大陸空軍海軍力量不斷增強,圍困臺灣島在技術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現在的媒體、信息時代,圍困一個有近3000萬人的大島不僅代價巨大,而且會使臺當局借“人道危機”之名,行徹底頑抗之實。同時,也給了美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介入臺海局勢。

故此,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必須文武兼備,以武促和。只有當解放軍登島之后,逼近或包圍臺北、高雄等大城市之后,才能談得上和平解放,也就是類似“西藏模式”的解決方案。很多人擔憂美國出兵介入和平解放臺灣的過程,事實上,美國人是最現實的,不會為了臺灣的利益而付出過多。

7、地緣政治存在著失去底線的風險

新年伊始,美國在伊拉克擊斃了伊朗軍事高官蘇萊曼尼,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事件。擊斃的手段類似暗殺,既沒有911式的視死如歸,也沒有荊軻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甚至連美國自己早前擊斃本·拉丹式周密計劃的智慧含量也都蕩然無存,只剩下賭徒式的貪婪兇狠和人肉炸彈式的孤注一擲。這個事件對于2020年的國際地緣政治局勢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特朗普對于此事的反應比較耐人尋味,他沒有像以往那樣,急于吹噓攬功,反而是美國國防部率先聲明,此行動是總統批準的。讓人懷疑,特朗普是否對于軍方已經失控?我們不必過于糾纏美國國內的此類政治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由表及里,關注與中國密切相關的地緣政治。過去,我們通常認為,美國雖然霸道,但畢竟是一個明門正派,但是,現在的美國是否已經連最基本的面具或者臉面都不要了,什么樣下作的事都可以做出來?

美國每一任總統都要提出自己標新立異的全球化計劃,對于特朗普團隊提出的“印太戰略”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其具體內容和可執行性尚不明朗。南海問題值得密切關注。美國總是在南海搞些小動作,隨著中國海軍力量的陡升,在南海區域正不斷具備發生中國和美國海軍沖突的物理條件。直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在掌控之中,沒有發生大的正面沖突,但是,常此以往,特別是如果當美軍失去理智之后,會不會發生摩擦乃至沖突?對此,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預案。

對于可能出現的南海沖突,我們不妨認真研究一下毛主席處理珍寶島事件的經驗。就對于中國的現實威脅而言,當時的前蘇聯遠遠大于今天的美國;在東北一帶出現武裝沖突可以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和惡果,也遠遠大于今天的南海。但是,毛主席采用敢打敢和,大開大合的戰略和戰術,成功地在珍寶島進行了自衛反擊,甚至繳獲了蘇制坦克,又成功地通過談判和前蘇聯妥善處理了邊境危機。美國并沒有準備在南海或在任何地方,與中國進行任何一場全面戰爭,但是,在局部,能戰方能言和,該打的時候,絕不能手軟;該和的時候,也絕不能猶豫。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是,解決臺灣問題卻對國際地緣政治有著重大的影響,盡快解決臺灣問題,對于南海問題、東亞問題、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的問題,會有很大意義,可以盡快地使中國掌握戰略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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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爭的2019年過去了,中國人民滿懷信心地跨入了2020年。站在新的歷史高點,我們回首往事,毛主席建立并錘煉了中國體制中國模式中國意識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正帶領著中國人民繼續走在正確的大路上。只有打贏它,它才會尊重你;只有打贏它,才有長久的和平。勝利屬于中國人民。

儲賀軍   

2020年1月2日記于西山

本文編輯版刊發于《環球財經》2020年2~3月合刊《戰略2020》上。本文為未編輯版。

責任編輯:東方
來源: 四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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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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